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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讨论，时代的错位与复归
年的电视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台词里有一段堪称对90年代众生相和众生愁的速写：“吸*贩*、卖淫嫖娼、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人工流产大家谈、少女失身面面观、性变态同性恋、小秘为何傍大款、留守男士和女士、单身贵族生活圈、精神病院的精神病、少管所里的少年犯。”九十年代的中国发生了什么？人文精神处境如何？以潘晓讨论为标志的80年代“讨论热”到了90年代的家国关系现代新途阶段，讨论之“论”比讨论之“讨”更加重要，有“论”而无“讨”的收尾即理论和清谈占据上风屡见不鲜——文化战开始，*治战结束，从学术的派别关系上升到*治立场。这些现象同90年代的社会经济大转折关联密切。精神的危机与人生价值的危机一脉相承：精神空虚就会向物质求饶，物质空虚继续反噬精神需求。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家国关系在对抗和游离中还未定型时，我们踏着城市化的步伐走向了现代化的病症。年苏联解体，国内外局势风云变换，中国的道路问题决定着命运问题。社会生活中，随着分房*策的逐渐取消，计划生育制度的广泛开展，八十年代婚姻观念被彻底打破，“有车有房”成为比自由恋爱更高一级的物质需求。钱的概念在“双轨并轨”后的“下海潮”，国企改革的“下岗潮”里沦为“你别无选择”的二元——要么继续革命，要么去充实钱包。因此，在年到年大转折的时间里，时代的错位导致知识分子哀叹于噤声的理想主义。年的“九二南巡”标志着市场意识形态的开始——中国在年全面启动新的文化产业化战略：文化部门不再全部划归为事业单位，相当一部分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在转型期间，*府只对其给予基本的工资，而刊物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必须与刊物的发行量紧紧挂钩。文化领域的地震如同股市的颠簸震动，“意图暧昧的禁书大观，趣味不高的幽默笑话，纷纷出笼”，“侃”“没商量”等大众语言登上报刊。终于，人文精神讨论在理想主义和市场意志冲撞最为暴露的上海登陆了。人文精神讨论，是指在年《上海文学》第6期发表的王晓明等人的对话，以及年《读书》第3期连续发起的5篇以《人文精神寻思录》为总标题的对话,所引发的全国范围的由众多作家、知识分子参与的大讨论。年第4期《读书杂志》
发表在年《上海文学》第6期的《旷野上的废墟》中，王晓明以此作讨论的开篇：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朱学勤的发言记述在《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这篇：反复往返，来回“寻思”，正说明人文精神的重建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寻思”者左右徘徊，皆有路障，中间一条路似乎清楚，又不清楚。我们只是想打扫这条路，让更多的问题能够浮现出来…以上就可以概括了人文讨论的主旨所在了。回顾发表在《读书》杂志上连续五期的人文精神讨论，笔者按照篇目顺序大致总结出每次讨论纪要地主要内容：《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讨论人文学科衰落是由于人们精神世界的衰落，人文学者的理想主义是否因为自由个体主义的生长而收缩，严肃的思考是否该被娱乐化和大众化。《人文精神寻踪》讨论的是知识的价值，从近代知识分子的求索中寻找人文精神的实践来照映90年代以来终极关怀的淡漠，批判商业社会和人文精神的关系。《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讨论点在中国儒家人文关怀和西方近代话语的人文价值是否有共通之处，以及呼唤人文知识分子担当起人文的叙事逻辑。《道统，学统与*统》讨论建立学术的独立性和重构人文精神必须首先解构传统的道统中心，让学术从意识形态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人文精神具有超越*治功用的独立意义。“三统”之间是平等，积极互动的关系。重点在于维护人文精神的尊严。《文化世界：解构还是建构》讨论中国解构主义和西方解构主义的比对，建构文化是否要*治与文化的关系适当分离，虚无主义应当重视而不因该忽视。这些讨论集都没有逃脱“衰落”“虚无”“担忧”的框架。因为人文精神的实质，是对人的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是人文学者所应承担的社会批判和社会责任。不幸的是，90年代初的中国无论是社会还是学界抑或是精神状况与人文精神的“理想概念”几乎背道而驰。社会转型期间阶级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界限是模糊的，但是大众因为生存的原始期盼——生活而产生了对金钱的向往，为社会的等级进行了资产的划分。新旧价值观更迭，理想主义在必须被挽救的命运中新生。知识分子在90年代的讨论中开始了对新人文精神，对新理想主义的初步复归。“如果以前真有*金时代，那现在的商品化潮水怎么能这么容易地把文学界连根拔起？”相比于年到年文学界散发的沉默、虚无气息，92年以后的人文讨论更加倾向于呼唤理想主义的回归，但不代表虚无精神的退场。作家张宏关于虚无主义的论断如下：“西方虚无主义是瓦解外在于人的价值一句，而中国的虚无主义导致逃避和放纵。”文学蕴含更多开阔性、复杂性的视野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以*治立场的论战做一告别。在人文讨论落下帷幕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派别不再泾渭分明，道德伦理观念浸透的价值立场反复经过*治话语的加工，在文学领域通行，这种过时的老派往往当事者是不自知的。价值观念转换的时期该不该撂下人文精神？90年代文艺作品的精神内核是否诚如批评家所言丧失了人性的终极关怀，是否印证了中国五千年以来用怀疑、嘲弄替代而一直缺乏的建设性批判？如人文精神讨论中所言：“拿哲学来说。它发展的动力在于怀疑和批判，但几乎完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怀疑和批判。”在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弥漫的悲观情绪，是来源于“人格的萎缩，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匮乏。”（王晓明语）人文学者常常提到的“终极关怀”，参见年出版的刘小枫的专著《拯救与逍遥》。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第一次高频率使用“终极”概念，但这不等于哲学意义的人的终极关怀。关于“终极”的源头，薛毅考据是来自于德国神学家保罗·蒂利希：每个人都在规划自己的人生，在各自的生活中，对于存有勇气的人而言，会有他愿意以及其认真的态度来对待的事情，甚至愿意为此献身。这就是人的终极关怀，这就是人的宗教。保罗·蒂利希的思想被美国人宾克莱纳入著作《理想的冲突》“宗教存在主义”这一章。这本书年在中国翻译出版，影响甚巨。与之相互照应的，时兴的中西思想对比叙事的文化潜流开始触及国家意识形态的边界，思想的自由性旋即转向，知识分子在年春夏之交的*治风波中回天乏术。由此见得，唯物主义人生观的概念面临危局，宗教在此番阐释中被召回。当人文讨论者把整个中国文化问题，学术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归结为人文精神的丧失和终极关怀的泯灭后，一个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怪圈，一下子让问题收缩回来了。在音乐作品中也有证明：例如《鲍家街43号》到汪峰的《花火》，呼吸乐队到蔚华的《现代化》。贺照田在文中说：先前通过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有自由了，而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加焦虑了。与潘晓讨论中若隐若现的代际冲突和“新旧”交锋不同，在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王晓明等人除了对虚无主义的暧昧态度进行批判外，主要方向是人文精神的矮化，具体对象是文学商品化时期的流行作品：以王朔等作家为代表的“市侩、庸俗、自欺”文化，在瓦解着新启蒙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人文精神和对理想主义的追求。笔者认为，90年代的文化现象，不能被集体粗暴地归结到“庸俗文化的大流感”上面来：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年开始举办的央视春晚。40年以来，在今天众口难调，审美多元的环境中仍能被观众反复咀嚼，津津乐道的反而是人文学者们大加批判的90年代表现社会风俗的春晚节目，而21世纪10年代以来的作品则多被人诟病。文学市场化经历长时间大众化审美范式的浸淫，“人民文艺”一词必须要考虑到市场价值和群众选择的因素，适时当被重新进行定义，这是文学市场化留给我们“优胜劣汰”之遗产。今天的人文精神出走象牙塔，脱节时代的文学反思却走不出与之相伴生的*治条框。*治经济现象在大众讨论中无限放大愈发呈现叙述圈层化的色彩，哲学意义上终极关怀的思考正在被现实生活冲淡——年人文精神讨论的结果是“失败”的。而当人文精神讨论接近尾声时，很多人文知识分子们感到仅仅把文艺作品的衰落追溯到精神层面是不准确的，应该去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由此向中国深层的道德问题探发；学术的交流渠道丧失了原来八十年代众星捧月般的知识沙龙和思考碰撞，当代制度和改革的研究还是人文知识分子明显的缺位，“关心现实”成为主流；人文学科在人文讨论之后进行了“德育教育”“美育教育”“博雅教育”的高校实验——这是人文精神讨论的“成功”。年11月，在《中华读书报》就有一个很大的标题：“人文精神，经济学家发言了”。很多从建设年代出来的知识分子，也对于理想主义、人文精神的衰落都在讨论前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例如王蒙。但是，现实主义的归来对于部分作家而言只能停留在理念的重新汲取。年，王蒙在随笔《人文精神偶感》中写道——改革开放以来，情况要好一些，但是人文精神远远没有得到我们的年轻的评论家所幻想的那种认同或者推崇，而是处于时而被自发地宣扬，时而处于被有组织地批判地微妙地位。多年后的年，王蒙发表了《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一文，他在文中对自己五年前做出的判断做出了回应，他不反对引进国外思想，同时指出问题在于怎么让引进的东西能与中国的现实与历史相联系。他的精神主旨很有见地：人文精神与中国革命时代的遗产密切相关——革命的严峻、彻底、巨大，造就了革命队伍中的崇高无比的理想主义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坚定炽烈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和极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空前的集中统一大团结以及在俗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利他主义、禁欲主义、艰苦奋斗乃至苦行精神。王蒙的认知决绝态度的转折来源于他对人文精神的追问，即是在自我批判“八零理想主义”衰落的时刻进入历史的脉络。自此，从现实出发的理想主义又回到“大混战”的局面了。年，王晓明在《人文精神讨论十年祭》对故去的人文讨论的现状做出如下记述：“制度性的探讨压倒了一切，对人心的探讨几乎没有发展。”我们不禁有理由推测，这所谓理性和金钱的现实主义“情怀”被无限滥用，套上八十年代的幌子也能处得“相得益彰”，丧失了理想主义的本来面貌和对于心灵处境的人文关切。问题是，当人类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同时出现之时，无休止的讨论和无节制的干预能否解决人类现实的困境？崔宜明在《旷野上的废墟》谈到：我们必须正视危机，努力承担起危机，不管他多么沉重，只有这样，才能看到危机的另一面。传统的价值土崩瓦解，同时正展示出一切有形与无形的精神枷锁土崩瓦解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新的生活实践也必然要求新的人文精神的诞生。在这个急剧变动的时刻，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太多的渴望和要求，都积累了太多的呻吟和焦灼。我们的情感瞬息万变，难以捉摸；意志相互冲突，难以取舍；理智恍惚不定，难以把握。倘若既定的价值观念已不能担当此任，那就只能去创造一个新的人文精神来。将近30年后，既然“创造出一个新的人文精神来”并不过时，那么今天思想讨论取向该进行重视了。毕竟，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在交织运行中悄然影响着知识世界的生存态度。ABOUT
结语
审视思潮的变迁，可以说当下社会意识的表征反映了中国当代历史的断裂性，这在本质上是记忆修正的结果。诸如网络平台上讨论当代史的年轻人呼吁重写60年代到80年代史，现实中甚有60年代到80年代生人厌弃新生代所作所为，教导其担负社会责任——这两种戏剧化冲突落脚在缺乏现实与历史纽带的体谅，不同的社会想象在现实诉求屡次激发的疲态下产生了历史体验的错觉。学术领域的“阶段分期”和“分期讨论”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目标提出到施行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学人争论中间显现。讨论缓慢下沉到公众领域，经过舆论的数次发酵会产生极端化的变异。这说明学术与大众的观念是有接受程度分别的。从两次讨论的回顾主体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看来，在知识分子从“知识获取”，“知识赋予”到“知识权力”，“知识经济”的跨越，从突然释放到突然挤压的精神生存空间，由此留给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思考空间时常逼仄。我们看到，*治经济的变动的诱因，是人文学者不屑追问的“实质问题”，而无法在80，90年代进行跨学科关联的时代局限性，也在学术大众化的领域造成了“人文关怀”的社会失守，被动依附于*治经济形态为其生产知识。所以，逃逸主流叙事的人文主义话语，必然在人文学者中间引发消亡的焦虑，怀旧和失落的情感的色彩。这种焦虑多少也蕴含虚无精神的成分。中国社会正经受着一场深刻的内部转折。延续近代意义上的“西学”市场不如上世纪走俏，那种近代从洋务运动以来不断侵入，融入中国人的肌体的西方话语构筑的思考方式的“蛋壳”裂缝密布。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从学习西方到走向中国目前所谓的话语体系建设，是一场依靠新媒体传播，披着民族主义外套的文字游戏狂欢还是从文化上剖析中西文化的交融？他们在其中真正阐发新理论服务于学术研究和现实功用了吗？换句话说，部分媒体选择性认同时效性，缺乏长时间调查对校，真相招之蒙蔽；为了信息的畅达和维护强权的压力，谎言得以通行；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在本身缺乏跨学科素质的发挥中过度营造的空中楼阁，使人文学科自主研究容易陷入“唯一真理”范式的泥淖。二者共同批判家国秩序，追求先锋，寻找不太依赖经验的价值判断速成工具的动机，即是织就一张脱离事实的理想梦境的大网——逻辑内涵匮乏的“二元”话语模式扩散到市场：倘若把中国的优秀之处都列为中国特色，把西方的弊病都视为“普世价值”，那么这个理论从广域性和连续性上能经历时间淘洗吗？潘晓讨论围绕人生价值单纯思考却暗藏国民心理状态的复杂变迁，人文精神讨论停留在精神领域却照亮了知识分子的现实关切。今天我们面对大众讨论多元化的处境，是否还需要携带与“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打交道的经验累积？我们的讨论自信是建立在无视前辈筚路蓝缕之功的意识形态机械化、语录化、符号化文本堆积还是沉醉于模式化、秩序化的文化温水中愈发沉沦？大众讨论，惟有立场之分焉？我们应该去弥合因为观念不同和时间演变而必然突增的分歧，弥合认知时代的断裂。当代的学者如果一味在批判中循环训令式的语言，认知的裂痕就愈发深重。寻找中国思想大众讨论的历史联系，也许可以为破除现实以及精神的困顿指辟一条出路，使我们能够在迷惘中走向新生。《在迷惘中新生：两次中国思想大众讨论再回首(上)(下)》·参考文献[1]苏双碧.论学术讨论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近代史研究[J].(04):06-18[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3]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4]王晓明、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J].(06):63-71[5]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读书[J].(03):03-13[6]高瑞全、袁进、张汝伦、李天纲.人文精神寻踪.读书[J].(04):73-81[7]吴炫、王干、费振钟、王彬彬.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读书[J].(05):66-74[8]徐纪霖、陈思和、蔡翔、郜元宝.道统.学统与*统.读书[J].(05):46-55[9]张汝伦、季桂保、郜元宝、陈引驰.文化世界.结构还是建构.读书[J].(06):49-56[10]郑敏.学术讨论与*治文化情节.上海文学[J].(05):64-66[11]彭波主编.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潘晓讨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2]章莲华.当代大学生义利价值取向的嬗变及对策.学校*建与思想教育[J].(01):39-40[13]贺照田.时事抑或人事.简论当下文学困境的历史与观念成因.开放时代[J].(03):30-45[14]崔宜明.颠覆与追问——新时期第一个十年的伦理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05):19-24[15]王晓明.人文精神讨论十年祭.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12）：11-16[16]贺桂梅.年代“文化热”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上).励耘学刊[C].(01):-[17]贺桂梅.年代“文化热”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下).励耘学刊[C].(02):-[18]罗岗.五四:不断重临的起点——重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01):1-10[19]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开放时代[J].(07):05-44[20]孙抱弘.从“潘晓讨论”到“乌托邦”告别——历史哲学视角下当代青少年理想教育何以“转身”的探讨.当代青年研究[J].(09):01-06[21]孙抱弘.当代国人理想之失落与重建的追问.探索与争鸣[J].(12):47-51[22]陈伟*.潘晓讨论与年代的社会思潮.粤海风[J].(03):41-44[23]雷永生.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为何成了“精神污染”？——“人道主义异化”大讨论始末.社会科学论坛[J].(07):64-77[24]项飙.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文化纵横[J].(06):70-79[25]王也扬.赵庆云编著.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6]薛毅.人文精神的讨论.都市文化研究[J].(01):03-49[27]贺照田.当前中国精神伦理困境.一个思想的考察.开放时代[J].(06):-图源网
文/天巍排/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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