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社会学研究》年第6期
作者
赵联飞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70年》
一、方法论层面的讨论
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学者对社会学方法论的讨论既涉及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社会学本土化等根本性的问题，也涉及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规范讨论，还有的涉及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和基本伦理问题。
早期的方法论讨论主要集中在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关系。戴建中（）在回顾-年的社会学方法发展时曾指出，中国社会学界在广义的方法论上具有高度的共识，“都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论和历史唯物论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方面，张小山（）认为，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对立突出表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而这又根源于两派在本体论上的不同认识，从而在社会学中形成了两种风格迥异的研究范式，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研究要求下，它们都能产生出富有价值的成果。
张杨（，）与尹海洁、庞文（）针对“证伪在社会科学中是否可能”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张杨（）认为，波普尔所提出的证伪主义除了受到自然科学哲学的批评外，更不适合基于概率性因果关系的社会科学。尹海洁、庞文（）则认为，张文所提出的社会科学不能被证伪是对波普尔证伪理论的误解。他们强调，“证伪、可证伪性、证伪主义三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不能加以混淆”。对这一商榷，张杨（）进行了回应，强调“从逻辑的角度看,科学定律既不可能被可获得的证据完全确立,也不可能被有限量证据全盘证伪”，统计检验并不等于证伪。
王宁（）对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对立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双方的对立是双向度的。在“整体”观上，个体主义坚持化约主义的立场，而整体主义则秉持反化约主义的立场；对立的结果是个体主义犯了“消亡论”错误，而整体主义则陷入了“物象化”的陷阱。在“个体”观上，个体主义采取了反社会决定论的立场，而整体主义则强调了外部社会决定论的立场；其结果导致“个人”在个体主义那里“社会化不足”，而在整体主义那里则“社会化过度”。文章认为，超越二者对立的方向之一是解决“社会结构”和“主体行动”的发生学根源和再生产条件。
谢宇（）指出，“困惑邓肯的最基本的问题——总体异质性——仍是当今量化社会学所面临的最大难题”，“这个问题永远不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结果，至少我们无法在方法论上解决它”，“我们应该像邓肯那样做一位智者，即致力于深化我们对社会科学重要的实质性题目的实证理解，而不是致力于获得惊天动地的结论”。
在定量方法研究者对自身的“武器”提出批判的同时，定性方法的研究者也在不断深化对定性研究方法的认识，并致力于将其扩展至更大的效力范围。卢晖临和李雪（）分析了个案研究中存在的四种基本方式，指出“分析性概括才是个案研究的生命力所在”，“个案研究法的魅力不在于……样本选择的代表性或典型性，而在于其辅助理论建构的力量”。杨善华（）分析了阿格妮丝·赫勒的日常生活哲学以及现象社会学家舒茨所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指出以个人生活史为切入点，挖掘和解释制度安排中的“盲点”是捕捉各种“现象意义的悖论之处”的重要方法。吴肃然等（）则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末学科重建以来，以本科基础课程为代表的“研究方法教育”便一直带有鲜明的美国定量实证主义取向，它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话语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学科面貌，锚定了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理论研究在学科知识体系中各自的地位和困境。因此，重视教材编写，调整课程设置，促进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共同繁荣，应该成为未来社会学研究方法发展的着力点。
年5月，费孝通在一次报告中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他说，“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当我们对某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往往会借用西方的社会理论。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反思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我们是否把握了这些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我们是否明白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到底有多少差距，以及我们是否恰当地运用了这些理论”（费孝通，）。在-年期间，中国的学者们开始讨论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问题，并进一步加强了对转型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