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白癜风护理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6770862.html毛主席曾经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人是家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因素，无论哪朝哪代，无论在世界上哪个角落，人多力量才会大。哪怕当今社会，想要成为大国，也离不开足够的人口数量。我国现在依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在未来几年，就将被印度超过。如今，我国社会正陷入老龄化和生育率低的两重难题，这一结果的发生与我国的人口*策有相当大的联系，梁建章倒是语重心长的聊过：我国的人口*策，究竟是对是错？马寅初与他的人口*策观念提到中国的人口*策，就离不开当年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年8月，马寅初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同年任*府委员与财济委员会副主任，由此可以看出，马寅初其实是以经济研究见长的经济学家。年，马寅初在全国一大二次会议浙江组上首次正式表态，提出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但赞者寥寥，见状，马寅初将发言稿收回，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其实在此之前，从20年代开始，他已经在各种报道中开始零零散散的表明对人口增多的焦虑。年2月，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报告了计划生育的提案。6月，在全国一大第四次会议上进行了关于“新人口论”的发言，次月，人民日报刊文《新人口论》。这也是该著作的首次公开发表。但《新人口论》并非一帆风顺，在其刚刚发表后，以社论《这是为什么？》为标志，整风运动整体转右。从年到年，人民日报分别刊登《不许Y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治阴谋》、《我国的人口和就业问题》、《人口与人手》，不过三篇文章也未把马寅初当作重点批评对象。真正的难关来自年的两篇文章。年的马寅初精力并没有放在人口上，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经济学，出版了《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治立场》，围绕着这本书，各报纸先后发表反对或者商榷文章。尤其是《光明日报》发表的《团团转的联系不是唯物辩证法——评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治立场》以及《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一时之间，马寅初就来到了舆论的漩涡中心。仅在年一年，就有大概67篇文章公开批评其主张和思想，尤其是指责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脱胎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相当于直接指责他的*性。年与年是马寅初最低潮的两年，学术研究极难发表，而且一经发表便立刻引来众多攻击，仿佛秃鹫盯着将死之人，等着一场盛宴。年1月发生了很多事，先是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系列研究会成了批评马寅初的最高潮，北京大学校办秘书韩苹清等人揭发马寅初当初反对土改、持有股票、同情Y派分子罗隆基、章乃器等事，一时群情激愤。其后马寅初就因高血压而住院治疗，请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不过在《新建设》发表的《重申我的请求里》说仍骄傲且不服软地说：“过去两百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多是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年3月，国务院免去其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或许是领导层明白马寅初并非大奸大恶之人，也并非恨国恨*之徒，马寅初没有像其他被批判者一样就此陷入不幸的深渊，相反，其生活并没有出现更多的波折。在此之后，马寅初的人生较为平顺，再无大起大落，年还成为全国*协大会执行主席之一。很多人将计划生育的源头归结于马寅初，并在如今反思计划生育的浪潮对这位老人横加指责，这对一个逝世多年无从申辩的老人是不公平的。年时，曾有社论说《新人口论》是脱胎于《人口论》，恰恰相反，这个新不是“更新”的新，而是“革新”的新，《新人口论》是对《人口论》的批判。马寅初在这本著作中明确指出，《人口论》的理论只不过是小农时代的落后思想，马尔萨斯所言的“人口几何增长，粮食算数增长”已成过去式，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推动粮食产量的大规模跃进。同时，马寅初也指出人口过多会阻碍人口工业化，主要是因为过于富裕的劳动力会滞后机械化、自动化的发展，这一点我们已经能够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中看得出来，廉价的劳动力使得工厂主们并没有动力去投入较大成本来引进自动设备。其次，大量的人口需要大量的粮食，而这会极大的减少经济作物的种植，最终对工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对此他提出要继续进行人口普查、宣传晚婚、节育，尤其是宣传避孕，减少人工流产。关于此点，马寅初所表露出的价值观远远高于现在的很多人，其所表现出的对女性的尊重、对生命的关爱、对社会的责任令人感概。他说：施行计划生育最有效的办法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流产会严重伤害妇女的健康，引发众多衍生病。二是会使女性不注意避孕，刚刚流过产，很快又怀孕，尤其是很多男人，不仅不积极，甚至对避孕避之不及，只顾自己一时快乐。三是就增加医生负担，如今的医疗资源已经很紧张，再加重任务，恐怕会耽误其他治疗工作。这才是马寅初的人口观点，他从未主张过一子化如此极端的人口*策，谈及具体*策，他的说法是：生两个有奖，生三个收税。他和计划生育更没有什么关系，《新人口论》发表于年，计划生育年12月载入宪法，但他82年5月就离世了。实际上，马寅初与计划生育相联系，甚至在五十年代把他打成Y派，其实都与他的理论内容无关，只不过是*治利益倾轧间的牺牲品，他只负责背锅罢了。归根结底，马寅初是一个经济学家，其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也在经济领域，而不是人口学。计划生育与两轮人口论战上世纪70年代，中央开始实施“晚稀少”的计划生育*策，并在年定调“一子化”的大方向。由此而加剧了“一胎化”与“二胎加间隔”两种观点间的冲突，这其中又以宋健与梁中堂为代表。尽管这两种观点存在冲突，但基本方向确是一致的——控制人口。这一意见的统一主要原因在于大Y进的失败和三年困难时期度过后，人口增长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控制人口思想再次复燃。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要求各级*委*府将其列入日程。但是，十年动荡来临，这一时期社会实际上处于无*府状态，计划生育机构名存实亡，没有推行者的*策只是一纸空文，节制生育的工作也陷入停滞，而繁衍是人类的本能。直到十年动荡结束，这一问题才又拿回到桌面上，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宋健与梁中堂为代表的人口论战。宋健等人主张只有总和生育率为1，才能使中国人口在年前低于十一亿，而中国最适宜人口为7亿左右，这必须针对一代人实施“一子化”。而梁中堂等人则敏锐的看出“一子化”的问题，将导致劳动力短缺与老龄化问题，这两者本质上是一个问题。而且等到年再调整就来不及了，所以他们主张“二孩加间隔”，即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的八到十年可以生第二个孩子。但中央最终还是决定以独生子女为重点实施计划生育。时间来到年，第二次的人口论战接踵而来。顾宝昌等学者建议可以逐步过渡到二孩*策，同年，蔡昉等人发现年的“民工荒”实质上标志着中国人口的红利即将消失。但是，年宋健等人认为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应当保持生育*策稳定，之后，中央表示“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紧接着，叶庭芳、易富贤、顾宝昌多次强调应当调整生育*策，坚持只对一代人施行“一子化”*策。但整体而言，一子化*策仍旧在继续执行。10年11月、年6月，原国家计生委两次上报“单独二胎”*策，皆石沉大海，有可能是仍在担心人口反弹将拖慢飞速发展的经济总量。12年郑真真建议全面开放二孩，此时翟振武接过了保持生育*策不变的大旗，指出若在此时开放“全面二孩”，总和生育率将提升至4.5、出生人口最多可达万，仍建议推迟“全面二孩”*策。但此时已看出国家对调整生育*策的意向。13年原国家计生委分别委托翟振武、王广州对“单独二孩”*策展开研究。最后，王广州预测将有50-万的新增人口，翟振武预测为-万。13年11月，中央决定推行“单独二孩”*策。但是论战还没有结束，并且一直延续到如今，14、15年主要争论是否要尽快实施“全面二孩”*策。因为那两年仅仅分别增加了47万、15万人，远低于预测。顾宝昌第三次建议尽快全面开放二孩*策，而翟振武坚持反对，主张谨慎调整*策。15年原国家计生委继续委托翟振武与王广州进行“全面二孩”的课题研究。年我们所熟悉的“全面二孩”*策正式开始。而从16年至今所争论的话题就变成了要不要全面开放并鼓励生育，以翟振武为代表的一派依然认为计划生育不是老龄化的根本原因，但是反对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多，社科院认为27年人口将负增长，易富贤则更激进的认为18年已经开始负增长。而翟振武与梁建章、*文*的争论还正在进行。中国的人口*策究竟是对是错并非每个人都是专家，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钻研那些复杂的公式与算数，但其实我们能明显的感受到人们对生育的欲望远没过去那么强烈。二孩*策远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但这又并非只是*策的原因，遍观世界，似乎有一点点相同的规律。经济发达的地方往往生育率并不高，比如西方国家，尤其是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生育率始终不高，尽管*府已经出台了众多鼓励*策。而比这些国家更糟糕的是，发达的经济环境与高压力的社会相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韩国。日本的老龄化问题大概可以居世界之首，除了东京等大都市的繁华区，日本的乡村都快变成一座座空城，年轻人清一色出走大都市，女性生育意愿降低，背负着沉重社会压力的不少男性选择当一名宅男或者啃老族，更是加剧了生育率进一步下滑。韩国的生育率在只有1.19，比日本还要低（1.29）。在经历朝鲜战争后，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曾和中国一样高达6，也和中国同样实施计划生育，但其在年便开始对人口*策进行调整，开始鼓励生育，但是并无效果，生育率的下降不可挽回。这两个国家的事例分别说明两件事，其一，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尤其是人口的增长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时，*策性的调整可以有效降低生育水平，但当社会高度发达后，*策却不能够刺激生育率的提高，或者说，生育水平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其二，*府可以对超生者进行严厉的惩罚来限制生育，但却不能通过鼓励的方式提高生育率。经济社会的发达与令人窒息的社会压力都将严重制约生育率的上升，假如再分配的失衡陷入极端化，生育权很可能变成少数人的特权。回望40余年的人口*策，既有正面效果也有负面效果。从积极方面来看，最明显的一点便是成功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建国后的第三次人口潮并没有出现比第二次更严重的增长态势，使第13亿人的到来推迟了4年。人口的减少缓解了人口压力，尤其是减少了资源的矛盾。人口压力的根本不在于数量，而在于生产力水平尤其是科技水平，但明显当年的中国是承担不起过多的人口，人口*策全方位的缓解了社会资源的紧缺，减少了潜在的矛盾。最后，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人口增长的减少直接影响到女性的怀孕次数与时间，减少了因分娩而去世的妇女数量，减少妇女怀孕时间，使女性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社会分工中，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从消极方面来看，人口性别结构出现严重问题。尤其是在重男轻女现象依旧严重的情况下，稀少的孩子“资格”被分配给男性，而女婴很可能被遗弃或者溺死，直接导致性别比例失常。而且，人口增长数量的减少，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同样出现问题。大量人口进入老年化，但是并没有相当数量的新生儿，也就意味着没有足够数量的壮年劳动力进入市场，最终导致一个人既要负担几个老人的赡养又要负责孩子的抚养，生活质量将直线下降，社会问题也必然由此出现。同时，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同步引起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直接降低对外商的吸引力。而这一问题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大量工厂正在向东南亚转移，这也是我国进行产业升级的一大原因。梁建章问人口*策，是我们错了还是世界错了？反过来说，就是两者有一方是对的。但是很多的选择并不是在正确和错误之间选择，而是在错误和更大的错误之间选择。就像在经济危机下的世界，并不是比哪个国家做的更好，而是比哪个国家犯的错误更少。我国的人口*策当然不是十全十美，其弊端正在当今社会逐渐上浮，成为国家的重大挑战。我国对人口*策的调整也过于缓慢而迟钝，但是人口*策在它的时代背景下发挥了它的作用，完成了它的使命，就算不能说是瑕不掩瑜，但至少可以说是功过相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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