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剧照。图/《流浪地球电影制作手记》
《流浪地球》之后科幻不再“流浪”
本刊记者/毛翊君
本文首发于总第期《中国新闻周刊》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里，亲戚朋友忽然意识到飞氘似乎从事了一个能发财的行业。北京师范大学科幻方向的硕士和清华大学研究科幻的博士身份，本来是他们眼中的冷门，看完《流浪地球》，他们重新理解了这个用奇怪的笔名写科幻小说的80后，“哇，这电影票房这么好，原著作者肯定得分几个亿吧，你赶上热潮了啊，将来也写一个拍成电影。”
飞氘有些哭笑不得，不知道怎么接话，“有这么多科幻作品，最后走上银幕的只有这一个，能够实现盈利是有众多因素的。”飞氘说。
有评论猜测，《流浪地球》电影里主要人物的姓氏——刘、王、韩、何，是在致敬中国科幻小说四位齐名的作者刘慈欣、王晋康、韩松和何夕。不过，年第7期《科幻世界》杂志上的小说《流浪地球》变成摆放在书店畅销书位置的小说集，用了19年。摆在一起的科幻作品还是只有刘慈欣的三部《三体》，以及同样带着雨果奖光环的郝景芳的《北京折叠》。
从《三体》热卖到《流浪地球》热映，中国科幻“元年”被提了又提，但写科幻的人依然是少数，“出圈”者更寥寥无几。
“元年”之后
1月20日，刘慈欣在北京万达影院第一次看完《流浪地球》的成片，他放下了担心，朝向在场的圈内人说，“就算只卖了十块钱，也是巨大的成功。”
年出生的科幻作家王晋康能够体会这样的心情。几年前，科幻电影里出现中国人他都会觉得不真实，“电影界的人都很担心，中国人的角色会不会引起笑场，会不会没有人掏钱。”《流浪地球》播完之后，他觉得这个难关是迈过去了。
其实，中国科幻圈早在《三体》获得雨果奖的年之后就感受到了IP大热，资金涌入了市场，版权被接连签走是最明显的变化。
杭州一家文创公司在年找到王晋康，说是已经可以想见科幻电影之后的发展方向，要全力倾注这个方向。公司先签下了《终极爆炸》的短篇小说版权，又请王晋康去了趟杭州。王晋康以为是让他提改编意见，到了之后才得知对方想把他所有版权都签下来。他和朋友商量过后，保留下一点退出权，其他基本都交给了公司全面运营。
这阵风忽然来得太猛，王晋康还是有些担心。在那年的一次科幻文学的活动上，他起身发言，把IP“虚火”的感受说了出来，“科幻电影的强盛还需要一段时间。”讲完下来，底下的年轻作者朝他说，“我们还急着卖版权呢，您咋说这话。”
接下来的事实，就是《三体》电影的难产。在年，这个电影项目就已经被导演张番番接下，编剧们花了四年时间改剧本，前前后后修了20多次后终于开拍，上映的宣传从年开始露出，但两年之后一切暂缓。
王晋康卖出的《七重外壳》等几部小说，改编的剧本也接连停下来，他在跟影视业接触的过程中感受到科幻内容的资金在迅速退潮，“以至于有些公司倒闭，好多想拍科幻的也缩手了，融不到资金。但《流浪地球》成功后这个情况有所改变，可能又要热起来。”
最近，停拍的剧本又有一些开始启动，王晋康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自己的小说《追杀K外星人》的影视化上。这两年，公司进行的IP预热运营让王晋康觉得效果还都不错，比如把小说《巨人》改变成漫画，把《追杀K外星人》改成有声读物，还有找合作方拍网剧。他觉得可以就这样往下走。
80后科幻小说作者陈楸帆也明显感觉到，春节之后，业界从去年的观望情绪里走出来。他谈过的很多版权项目，也有海外合作，基本都在往前推进，“因为你不知道哪个会出来，只能都尝试看看，毕竟影视是需要时间的，周期很长。”这个月，又有新的项目找上他，如果顺利，他觉得今年应该会有一两个网剧开机。
陈楸帆也在这两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开始从业余转向职业化写作。像是一个趋势，他所认识的圈内作者江波、宝树，也都纷纷开始了这条路。
写过两本历史科幻的70后作家钱莉芳一直是无锡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即便第一部长篇小说《天意》在年出版的时候就获得了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销量破15万册，成为年之后的国内科幻小说最高销售纪录，也激励了正在创作《三体》的刘慈欣。《三体》热起来后，她受到过很多公司让她考虑全职写作的劝说，她看到熟悉的圈内人也都变成了全职作家，自己有些动摇，最终还是怕被产量压力束缚，刚下的决心又被这样的心理压了回去。
“《三体》小说和《流浪地球》电影的成功可能起到比较大的作用，就是促进既有的这些科幻写作人群能够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其中。”如果说爆发式地产生好多优秀的作品，她感觉没那么显著，“其实人的天赋都在这里，不可能因为经济的刺激，一下就出现大量的人员。国内创作科幻的群体基本是固定的，有实力写出好的科幻的人就这些。”
百年坎坷
科幻作为舶来品，在中国始终小众，从年算起，这个文学类别的发展时间不过百余年。
在刘慈欣成为热点之后，围绕他的话题和研究爆炸式地产生，飞氘把兴趣重点转移到了中国早期的科幻发展史中，他想从材料上探索出科幻还没引起太多重视的年代里，科幻之于中国的意义，把它们清晰化地呈现出来。
“由于把民族国家的存亡与伟大文化的延续置于首要地位，科幻自晚清被一批谋求民族富强的文化先驱者引入中国开始，也注定要与其他现代中国文学一起，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担负起开启民智、重塑民族文化的重任。”飞氘意识到，“中国科幻本就是中国现代化工程的一部分，这一伟大而艰巨的历史进程从根本上决定着它的兴衰变迁、成就与症结。”
在与西方碰撞的现代化进程中，充满“救亡”和“振兴”的基调。当时的作者所创作出的《新中国未来记》《新纪元》，都把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复兴作为想象内容，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焦虑。
在本土化的创作外，更多是翻译作品，尤其是凡尔纳的小说，还有来自日本的作品，提到了太空，提到了很多物理问题，国人为小说所展现的形式感到新鲜。
飞氘发现，中国科幻一直延续着生存焦虑。比如，关于乌托邦，关于通过种族战争重新确立世界地位，这些都投射到了现代的作品里，包括《三体》。
如果要说中国科幻作家意识里统一的特征，飞氘有一个基本判断，“不管哪一代科幻写作者，西方黄金时代一直到20世纪末期的经典作品构成了他们学习模仿和想要超越的东西，这是大家共同的。”
“在鲁迅翻译凡尔纳小说的时代，已经提出探索宇宙，发现新的生存空间的问题，这和《三体》里关于生存资源的竞争是在一条历史脉络上的。”飞氘发现，“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大的世界科幻文学的传统下处理过的、提出过的，中国作家试图做的是用母语表达这些思考。”
虽然，“文革”造成的中断在改革开放后得以回春，但太过短暂。年，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把科幻归纳为伪科学。
“文革”结束的那年春天，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的叶永烈发表了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在国内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