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公元年－年），字星期，号己畦，江苏吴江人，晚年寓居吴县横山，人称横山先生。康熙九年进士，曾任宝应知县，因秉性耿直，忤上司而被免职。后长期纵游海内名胜古迹，寓寺院诵经著述。著有《己畦文集诗集》，《原诗》是其诗论专著。
原诗·内篇（选录）
……或问于余曰：诗可学而能乎？曰：可。曰：多读古人之诗，而求工于诗而传焉可乎？曰：否。曰：诗既可学而能，而又谓读古人之诗以求工为未可，窃惑焉。其义安在？余应之曰：诗之可学而能者，尽天下之人皆能读古人之诗而能诗；今天下之称诗者是也。而求诗之工而可传者，则不在是。何则？大凡天姿人力，次叙先后，虽有生学困知之不同，而欲其诗之工而可传，则非就诗以求诗者也。
我今与子以诗言诗，子固未能知也。不若借事物以譬之，而可晓然矣。今有人焉，拥数万金而谋起一大宅，门堂楼庑，将无一不极轮奂之美，是宅也，必非凭空结撰，如海上之蜃，如三山之云气，以为楼台,将必有所托基焉；而其基必不于荒江穷壑负郭僻巷湫隘卑湿之地，将必于平直高敞，水可舟楫，陆可车马者，然后始基而经营之，大厦乃可次弟而成。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如星宿之海,万源从出，
如钻燧之火，无处不发，如肥土沃壤，时雨一过，夭矫百物，随类而兴，生意各别，而无不具足。即如甫集中《乐游园》七古一篇，时甫年才三十余，当开、宝盛时，使今人为此，必铺陈飏颂，藻丽雕缋，无所不极，身在少年场中，功名事业，来日未苦短也，何有乎身世之感？乃甫此诗，前半即景事无多排场，忽转年年人醉一段,悲白发，荷皇天，而终之以独立苍茫，此其胸襟之所寄托何如也！余又尝谓晋王羲之独以法书立极，非文辞作手也。兰亭之集，时贵名流毕会，使时手为序，必极力铺写，谀美万端，决无一语稍涉荒凉者。而羲之此序，寥寥数语，托意于仰观俯察，宇宙万汇，系之感忆，而极于死生之痛,则羲之之胸襟，又何如也！由是言之，有是胸襟以为基，而后可以为诗文。不然，虽日诵万言，吟千首，浮响肤辞，不从中出，如剪采之花，根蒂既无，生意自绝，何异乎凭虚而作室也。……
自开辟以来，天地之大，古今之变，万汇之赜,日星河岳，赋物象形，兵刑礼乐，饮食男女，于以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然则诗文一道岂有定法哉?先揆乎其理，揆之于理而不谬，则理得；次徵诸事，徵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絮诸情，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则自然之法立。故法者，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为三者之平准，而无所自为法也。……惟理事情三语，无处不然。
三者得，则胸中通达无阻，出而敷为辞，则夫子所云辞达。达者通也，通乎理，通乎事，通乎情之谓。而必泥乎法，则反有所不通矣。辞且不通，法更于何有乎？曰理、曰事、曰情。三语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运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飞一走，三者缺一则不成物。……
《原诗》分内篇上、下，外篇上、下，共四卷。其体制仿古代诸子论著体式结构，“内篇，标宗旨也；外篇，肆博辨也”。内篇上卷阐论诗歌的源流正变、因革沿创等历史发展问题，是所谓“正变”论，并批评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派、公安、竟陵派的偏颇之论。阐论诗歌创作的感兴、诗人的“胸襟”为诗之基、客观事物的“理”、“事”、“情”，探研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他的“本源”论。内篇下卷是创作论，揭示作家必须具备的素质——“才”、“胆”、“识”、“力”，论述作家这四个主观因素与“理、事、情”三个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创作过程，探讨了诗歌创作中“形象”与“思维”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外篇上、下二卷，以其理论为标准，对历代作家作品进行具体的艺术分析和评价。这是他的批评论。
《原诗》四卷所论问题，相互发明，渗透补充，构成了包括“本源”论、“正变”论、创作论、批评论的有机理论体系，成为刘勰《文心雕龙》、严羽《沧浪诗话》之后又一部阐论全面深刻、见解精辟、理论构架严密的诗论著作。
叶燮认为：自开辟以来，天地之大，古今之变，万汇之赜，世界事物千种万类，千变万化，可以用三个字来统括：曰理、曰事、曰情。所谓“理”，是事物产生、发展和存在的自身规律。“理”是客观事物的本质、事物发生存在的内在规律。“事”，指客观事物依其自身规律产生，体现为客观存在，“其既发生，则事也。”世界事物品类繁多，千差万别，社会生活千头万绪，丰富繁杂，所有这些都是客观存在，是文学描写表现的具体对象。“情”，指客观事物千姿百态的状态风貌和生命情趣，“既发生之后，夭矫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客观事物所展示的鲜明生动的情状情态。正是文学形象表现的客观之源、现实依据。“理”、“事”、“情”三者概括了事物的内在本质、客观存在和富于生命活力的形态，表明客观事物是有机完整的统一体。因而叶燮文学创作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他精辟地以理、事、情阐述了客观事物、论述了作家创作的根本在探求理、事、情，这一理论富于唯物论彩，既鲜明地区别了唯心论，又与机械反映论划清了界线。
叶燮分析了诗歌创作的艺术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区别，一般的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而诗人应该表现的是“必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这表明叶燮对诗歌创作所表现的独特内容是有所认识的。他以杜甫等唐代诗人的名句为例，论述诗歌创作的艺术思维，实质上揭示了其夸张、虚拟、想象等艺术特征和表现手法。他总结道：“唯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对诗歌的艺术特征和创作规律作了精辟的阐述，深刻地涉及到了文学创作的形象思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