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已“全面开放二孩”，悉数我国历代生育政策的变迁！
在我国的古代社会，小到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口多少都是是否“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人力才是第一生产力，人口可以种田为家庭、家族创造财富、为国家创造赋税，可以参军为国家提供军队。又因为频繁的战争、不确定的灾害等因素，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这就需要大量的人口来维持国家的运转。因此，人口的多寡，成为判断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
另外，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乡绅的文化传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大量的人口”来传承。古代的那些大儒、官员、举人、秀才等等“文化人”在外“宦游”，老了之后都要“告老还乡”，把他们的人生阅历、文化素养带回家乡，然后教育给宗族子弟，养育人才。在这样一个有着浓厚“宗族”观念的特殊的“文化传承”传统之下，宗族的后代子孙越多，能得到良好教育培养的“宗亲子弟”越多，“宗亲子弟”勤勉自律、出人头地的人自然就越多，长此以往“多子多福”的观念就逐渐根深蒂固了起来。“多子多福”的观念可谓是建立在乡绅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第一条“慈幼”，也就是关爱儿童，汉末经学大师郑玄注释道：“慈幼，谓爱幼少也，产子三人与之母，二人与之饩。”这说明，至少自三千余年前的西周时期，我国已经开始重视人口的“增长”，开始鼓励生育了。
《左传·哀公元年》载，“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这句话是伍子胥说的。也就是说，吴越争霸，越国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用十年休养生息，生养人口、聚集财富，再用十年教化民众、训练精兵，二十年之后，越国会把吴国的宫殿变成一片废墟。
当时越国的生育政策是“强制婚姻”、“鼓励生育”。据《国语·越语》载，越国法律明文规则：“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男子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除此之外，越国大力奖赏生育，“将免者以告，公令医者守之。生男子，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子，公与之母；生二子，公与之食。”也就是官府派专门接生的医师协助产妇生育；如果生了男孩，奖赏两壶酒和一条狗；假设生的是女孩子，奖赏两壶酒和一头小猪；如果一胎生了两个的话，官府就送来粮食以资奖赏；如果一胎生了三个的话，官府就派有经验的乳母来协助喂食。
在秦国“商鞅变法”明确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意思就是说，一个家庭生了几个男娃，成年了，不分家结婚生育者，就要受到加倍缴纳赋税的惩罚。这个规定，就是鼓励成年男子结婚生子，以此来增加国家的人口。
同一时期的齐国，官府专门设置“掌幼”官，负责奖励“生产”，比如，女子生育三子，则免交赋税；再生一个，则免除全家的赋税；倘若生五子，官府会为第五子派专人照料，照料者和第五子的口粮由国家负担。此外各地还有“掌孤”官，负责给孤儿找领养人家，抚养孤儿的人家可享受免除赋税待遇，“掌孤”官还要经常去探问孤儿的成长情况。
秦汉时期，“掌幼”、“掌孤”成为州县衙门的法定责任。《后汉书·贾彪传》载，贾彪当新息县县长时，城南发生盗杀案件，城北发生溺婴。贾彪吩咐驱车案验，掾吏认为两者相比，盗劫害人更为重要，准备带他去城南，贾彪发火道:“寇贼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数年间，新息县添丁数千人，都说贾彪的功劳，甚至男孩取名谓“贾子”，女孩取名唤“贾女”。
北宋时期，我国出现了官办“慈幼”机构，不过仍鼓励民家认养“孤儿”，官府给以钱米或指派乳妇，甚至出现了“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之类的谚语。两宋以来，“慈幼”逐渐普及，甚至起名叫“育婴堂”，但专门的“掌孤”之官，则变成了杂职，不享受官员待遇。一代武侠大师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中的大侠“萧峰”，就是北宋时期被“认养”的人。
国家在奖励多生子女的同时，也开始注重解决育龄男女“比例失调”问题，其重要手段便是“强制早婚”。在我国古代早期，曾一度提倡“晚婚”，西周时期的法定适婚年龄是男子30岁，女子20岁。但在实行“鼓励生育”政策的当时，适婚年龄往往被大大提前。春秋时齐国推行男20岁、女15岁“婚育”政策，鼓励早婚，有的甚至将女子的婚龄提早到13岁。古代除了降低婚龄外，还提倡“二婚”。比如唐代便提倡“男子娶寡妇、寡妇再改嫁”，全面否定男子不娶二婚、女子“从一而终”的旧观念。
古代中国对违反计生政策的处罚非常严厉。据《汉书·惠帝纪》记载，汉惠帝刘盈，公元前年下令道“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算”是当时计征人头税的一种计量单位，15岁以上、56岁以下的国民，都要缴纳人头税，每人税款钱，称为“一算”。五算就是钱，也就是说，如果适龄不婚，就要缴五倍人头税的罚款。这个罚款在当时并不算低，以西汉粮食均价每石钱来算，钱可以买到七石粮食，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一年的口粮。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元年（公元年）颁布《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鼓励生育，还提倡富人赞助娶不起妻子的穷人娶妻，并将生育状况的好坏、鳏寡人口的多少作为地方官员考核政绩的一项重要考核标准。
当然，与今天一样，为宣传“生育”政策、鼓励生育，古代社会也是千方百计、不遗余力，也产生了何种各样的“标语”和“口号”，“多子多福”是其中的一条，当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是一条，而且这一条还非常深入人心。
古代社会也有一些学者担心人口过快增长会带来严重问题，甚至担心“人满”之患，于是提出了少生、甚至不生的建议，其代表人物是唐代的王梵志。王梵志是唐初诗人，他生平坎坷、饱经忧患，50岁后皈依佛门。他反对“多生”，提出重视人口素质教育的思想，跟我们今天的“优生优育”政策比较接近，他以诗歌形式，用写出了不少担心“过量生育”的诗歌。最有名《大皮装大树》一诗，诗中写道“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这大概就是我国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的计生“宣传语”的最早出处。
到了宋代，有学者测算出了我国的人口总数首次突破一亿大关。在这种背景下，宋末著名学者、《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正式提出了“少生”“优生”、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与我国现代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相当接近。而早婚的婚龄观一直延续到宋代才有了慢慢上升的趋势。北宋依唐开元令，规定“男年十五岁，女年十三岁，听嫁娶”；到了南宋嘉定年间，已将嫁娶年龄改为“男年十六岁，女年十四岁”。而实际的婚龄，男子多在二十岁左右谈婚，女子多在十五到十九岁之间论嫁。
到了明末，人们则对“人满”之患有了较多的思考和忧虑。文学家冯梦龙说，“人生二男二女”，势必造成人口大量膨胀，无法养育，因此“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这可谓是我国古代最早突破“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文人。
乾隆末年，已届耄耋之年的乾隆帝表达了他对人口增长太多的忧虑：国家承蒙上天的眷佑，一百多年来太平无事，但人口也比往昔多了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多人食用，生产的粮食已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充裕了，再加上庐舍所占土地也在成倍增长，从事生产的人手少，消费粮食的人口多，这与百姓的生计很有关系。倘若再因年成好，随意浪费粮食，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会带来粮食不够吃的严重后果和经济窘迫。
道光年间的龚自珍、魏源等人，对中国之“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也极为焦虑，对可能到来的大动乱十分敏感。除“平均”之类古已有之的主张外，他们还主张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游惰人口实行自愿或强制性的迁徙。曾亲眼目睹太平天国占领南京的文人汪士铎，把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原因归结为“人口过多”，并提出了一系列超越甚至违背情理的减少人口的措施，除了对“乱民”的屠杀政策外，更多的是针对妇女的，如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严再嫁之律，立童贞女院等等。
清末的鸦片战争开始，到我国建国前，我国经历了百余年的动荡和战乱，我国的人口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大劫难，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人口总数更是大幅下降。建国后，为了快速增长人口，我国一度以“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为口号，人多力量大，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
建国以来，由于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人口死亡率，尤其是新生儿死亡率大大降低，人口寿命大大延长，致使人口增长过快，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人口总数已由建国初期的5亿多人达到了恐怖的近10亿人，二十年间，我国人口总数几欲“翻番”。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认识到“人口增长过快”问题，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年9月，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年9月，把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
随后，国家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比如制定《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年9月）、修订《婚姻法》（年）等，坚决贯彻“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甚至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任务未完成、严重弄虚作假、造成恶劣影响等情形，实行“一票否决”制度，还对独生子女父母颁发光荣证，进行奖励。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但是近年来，逐渐暴露出来了一系列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也有提及，甚至还给出了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公开信中写道，“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应对这些问题，公开信中这样说，“人口“老化”的现象在本世纪不会出现，因为全国人口约有一半在二十一岁以下，六十五岁以下的老年人不到百分之一。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如今，公开信中的担忧逐步暴露，如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男女比例失调加剧等等。如今，我国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为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如果不加以干预，有分析认为，到年将这一数据将达到四分之一，而到了年，每三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超过60岁！届时人口老龄化将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现象。
同样，男女比例失调问题古已有之，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个问题。由于我国传统上更喜欢男孩儿，导致许多孕妇将女胎流产。虽然我们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禁止产前验胎和减少“人工流产”，但并未有效改善这一状况。拒测算，我国现如今新生儿中，男女婴的比例是1.2：1，也就是说，每生育12个男孩，仅有10个女孩诞生。按照这个比例，不算之前人口比例失调情况，10年以后，我国男性公民的数量将比女性多出约三千万，这将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隐患。
鉴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隐患”，年11月，我国各地开始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准许“双独”生育二胎。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2月又出台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进一步放开二胎。
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至此，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布终结。只要是合法的夫妻就享有生育二胎的权利，不再受“单独二孩”政策或“双独二孩”政策的限制。到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从年1月1日起实行。年底，国务院印发了我国未来15年（—）人口规划。
《规划》指出，我国人口总量将在年前后达到峰值，劳动年龄人口波动下降，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流动仍然活跃，家庭呈现多样化趋势。到年，全面两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生育水平适度提高，人口素质不断改善，结构逐步优化，分布更加合理，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左右。到年，人口自身均衡发展的态势基本形成，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程度进一步提高，全国总人口达到14.5亿人左右。
近日，为鼓励生育，有专家建议“全面放开生育，并建议建立生育基金”。建议国家要求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专家之所以给出这样的建议，是鉴于我国虽然全面开放二孩，但是我国的生育率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提高，主要原因是，要“二胎”极大地加重了个人家庭负担。在如今高物价时代，把一个幼儿养育成人需要巨大的花费。因此，在想要二胎之前，一般的家庭来不得不考虑现实问题。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也处在较低的水平。
其实，我国目前的二孩政策归根到底，还是计划生育，即便今后出台了全面放开三孩，本质上也是计划生育，只是限制生育的程度不同而已。我国的现实的问题是，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前，我们国人的生育意愿已处于较低水平。
据调查，我们中国人的理想子女数经历了年代的较高水平、年代快速下降、年至今稳定在较低水平这三个阶段。年代我们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13人，年代降至2.1人以下，—年下降为1.67人，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中国已经进入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的阶段，实际生育子女数将少于理想子女数。
因此，不排除未来我国将全面放开生育的可能性，甚至或实行奖励生育的政策。当然，专家建议的那种“建立生育基金”的带有强制生育性的政策，或者更多、更明显的刺激生育的政策，也并非不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