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细碎的雪花融化在了年味逐渐升腾的豫东韩朱岗村，邓孟兴家里格外热闹，大多是头发花白的父母领着腼腆的后生，话题只有一个：“他叔，俺儿子年纪不小了，你留意给寻个媳妇吧。”
56岁的邓孟兴嘴里应着，心里却直打鼓。他在镇上开了10年的婚介所早在年就关门了，附近十里八乡的男孩太多，女孩太少，介绍对象的活儿没法干。
可老邓10多年来当媒人的名声还在，家里有男孩的还是会趁着年轻人打工回来过春节的机会，在腊月和正月里频繁出入老邓家，拜托他帮着解决终身大事。
年之前，老邓一年还能撮合成十几对，但似乎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曾经密密麻麻记录着男女青年信息的小本上，只有男孩儿的信息在不断增加，女孩儿的信息越来越少。老邓总结说，估摸着是20多年前出生的男孩远远多过女孩。其实，老邓朴素的认知早已经是人口学家研究的重点。
过去的10多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教授和他的同事在不断对人口普查信息进行分析的同时，还对全国28个省（区、市）多个行*村的性别失衡情况进行了“田野调查”。他们给出的结论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城市化和计划生育*策的复合影响，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已整体失衡。
近一二十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已厘清了一个事实：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一路走高，并持续高位徘徊。最高峰的时候，出生性别比高于远超的正常值，一度成为全世界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国家之一。
李教授等人根据几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以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参照，对我国年到年出生人口的性别情况进行分析，推算出这30年间，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万。
“如今，这一代人正不断进入适婚年龄，失衡后果将逐渐显现。”李教授的判断是，从年开始，中国将经历几十年的“男性婚姻挤压”，“年后出生的男性中，将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考虑到边远地区是婚姻挤压的最后一级，农村失婚青年的比例要高得多。”李教授说，“这轮危机规模大，来势猛，持续时间长，必将构成困扰21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
女孩稀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龄“剩男”密集出现，不少“剩男”多的地方被戴上了“光棍村”的帽子。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某近年来在国内多个村庄做“田野调查”，他观察到，一些农村的光棍率之前较为平稳，但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急剧上升，“这个现象非常显著”。
他根据自己收集到的信息计算出，一些村里的“剩男”比例在3%左右，如果做个简单的估算，全国农村在峰值期大约有万左右的“剩男”，平均到68万个行*村，每个村就将有近30个“剩男”。
年春节，37岁的邓长清没有回家过年。邓的母亲曾生过几场大病，家里没能积攒下多少积蓄，因此小邓初中毕业后就南下打工，希望趁年轻挣点娶媳妇的钱。然而由于学历低，只能靠打零工生存，几年下来，仍然没能脱贫。父母也曾找人介绍，但媒人看到小邓的家境，都摇头不愿接单。
不知不觉人到30岁，小邓逐渐感受到单身的压力。最让他难受的是，因为单身，年终回家不仅遭到兄弟奚落，而且邻居也会指指点点，父母每谈及此事就长叹。有一年，全家吃完团年饭，母亲借着酒兴提及此事，说着说着竟落下泪来。小邓对家里的愧疚感日重，次年大年三十，他给家里打电话，决定不回去了。他说，现在找到一位带着两个小孩、即将离异的外省女人，希望年后人少时带着媳妇回家。放下电话，母亲大哭一场，觉得自己对不起儿子，愁云笼罩了整个新年。
“现代婚姻鼓励个人能力，但个人能力由家庭文化决定，当经济上既处弱势，家庭教育又不足时，光棍就会被惯性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回到村里，长辈说得最多的话是，农村人要面对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