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峰人工智能技术文化与叙事 [复制链接]

作者简介

王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主要研究领域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美学、解释学美学、西方现代文论、科幻小说、后人类文论、人工智能美学等。

本文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4期

摘要：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不可否认,它也造成了对既有文化的冲击。文化相对于技术来说是落后的,但任何文化又都以技术为基础,技术变革,则文化变革。在文化变革中,叙事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在人工智能这一重要变革中,科幻叙事无疑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科幻叙事与实际技术发展并无实质关联,它更多地影响了社会叙事中的未来想象。这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影响。澄清人工智能社会叙事的泡沫成分,对于当下的技术发展是有益的;同时,叙事本身对于文化调适也具有积极的效果。叙事在激进的技术与保守的文化之间,起到沟通和调节的作用。

关键词：人工智能、社会叙事、科幻叙事、文化变革

一、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的冲突关系

人工智能必然是当代社会一个重要的现象,虽说这一技术早已出现,图灵在年就发表了《可计算的数》,从理论上探索了这一可能性,年的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更是奠定了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但它并不叫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而叫智能机器(IntelligentMachinery),这一词汇的重心其实颇有意味地落在了机器上。年,达特茅斯会议最早打出人工智能的旗号,我们往往将其视为人工智能的初创。机器包含着人工之义,又隐含粗重的形象。在大机械工业时代,机器的粗重外表与人工是合二为一的,而在计算机兴起之后,程序设计越来越精巧化,人工一词也同时包含了粗重和脱离机器的精巧化两个方向,这样一来,智能机器一词无疑限制了后一方向的表达。人工智能这一概念的巧妙之处在于,这一词汇的重心落在智能上,而人工一词的重心更多落在脱离机器的精巧化方向上,这就从词义上引领我们从机器转向大脑的模仿,这恰好是近年来技术不断由外转向内的趋势和贴切的描述。在“人工智能”这一名称当中,人工与机器的粗重化形象相脱离,更多地与模仿大脑的精巧化相结合,这一重心的转换既是技术方面的,又相应唤起了文化想象,并调整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联,使其相适应。如果我们把智能依然看作一种机器式装置,这实际上是以现代人类主义为思想背景,排斥机器作为智能的可能性,表面上可能表达了智能形式的勉强让渡,其实质是对人的智能的再度强化。只有在人工智能这一技术和文化形态中,我们把机器的内涵弱化,将其改造为机器向人的可能性跨越,才可能走向新方向。

人工智能当然是人创造的,无论模仿程度有多高,必然不是人本身。机器是人工的,在文化当中往往指人造的机械,它不具有自主性。然而,人工并不完全归结为机器,也可能成为脱离机器的程序,这就是人工智能相对于智能机器多出来的方向。当我们谈论人创造机器、创造植物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制品当中,其实已经加入了某种突变因素,成为一种新的形态。这在人工智能这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按照图灵的看法,智能机器是对人类智能的模仿:1“我们建立‘思想机器’的一个方式就是把人看作一个整体,并尽力用机器来代替他的各个部分。”2可见,图灵提出的智能机器,从其思想来看,其讨论的目标是通用型智能机器,其含义与目前的人工智能更接近。这里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实际上是对人的智能形式的特殊表达,在这样的词语转换当中,已经展现出了新的文化特征。人工智能走向了与人的智能的并列,它不再仅是一种机器,而是一种与意识相似的复杂形态。我们看到,任何一种技术的进展都不仅仅局限在技术上,它还表现在文化观念的适应和调整上,而这一点在起始阶段往往被忽略。社会批判理论对现代技术的警惕是对技术发展的负面因素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文化与技术之间必然是相互适应的关系,技术系统的进步必然引起文化的变迁,只是文化更复杂,它从多个方向上表征我们的生活,构筑生活的意义,因而,它也存在着与技术发展相游离的情况,但从总体上看,两者是相互适应的,任何一种技术的发展总是包含着文化的各种调节,形成一个融洽的整体。

在技术和文化的调整过程中存在一种有趣的情况,文化往往被我们视为滞后的,但回望所有的技术发展就会发现,每一种主要的技术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几经波折的。人工智能无疑是目前最具有冲击力的技术,它必将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甚至在其中发现所谓人类终结的可能性,并且为它感到恐惧,它是我们人类最后的发明,3此后世界可能彻底被人工智能所接管。这一技术发展真的像我们目前所看到的那样,必将一往无前地向前发展,不可控制吗?我们人类必将走向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悲惨未来吗?我们暂时先不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反省一下我们提问的方式。奇特的是,在这里,我们假设人类是短视的集体,只能沿着短视的方向前进。在某种短期行为中,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勒庞所说的,在短时间内,个体数量越多,越容易出现丧失自我的特征。4丧失自我的状态必然会产生威权统治,这种威权统治相对于民主制度来讲,总是会显得强有力,甚至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击败民主制,因为民主商讨机制不具有迅捷有效的威力。明智的威权君主可以最大化地调动整体的力量,可能造就更好的结果,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局面难以持久,因为它依赖于个体的决断。民主制度可能表面上迟疑,没有强制力量,但是,它可以防止坏的方向发展,而一个威权制度却没有这样的防范机制,所以它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在短期内,人的行为常常显现群氓特征,而这种群氓特征给当下的观察者一个强烈的长久印象。但人类社会的特殊性就在于,所有人群沿着一个道路迸发出他们力量的时候,总会有掉队者,或冷眼旁观者,他们在群体急速行进时无法施加反向作用,但他们会观察,而且群体总是会在某个时候慢下来,向回看走过的道路是否正确,这时掉队者和旁观者的观点就显得弥足珍贵,最终,导致群体逐渐变成理智者。反照历史,无论整体多么疯狂,整体意识多么齐一地拥护威权制度,最终总会走向公共商讨,当然前提也是有的,就是没有大规模战争。这是人类社会状况的特殊性,不能仅从某一个短期情况来判断,拉长一点时间段,我们还是会发现社会特征其实是理智的平衡。当然,在人工智能方面特殊的情况是,每一次技术升级都带来技术发展的加速度,而这种加速度导致技术与文化的间离,从目前的网络技术与文化也能看到这样的间离情况。一种新的技术必然有新的文化与其相适应,但是新的文化如果没有以合适而缓和的方式取代旧文化的话,那么这种新的技术有可能会彻底击垮旧的文化形态,而这可能直接导致社会的崩塌。我们不知道人工智能是不是这样一种快速发展的技术。我们经常看到某些观察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充满忧虑,认为在一个短时期内人工智能可能迸发出终结性后果。因为我们知道,由于技术加速度的存在,如果某一次技术变革溢出技术与文化和谐关系的模型,彻底摧毁文化,无法将这一技术缓慢地融入文化当中,那么这一技术就可能成为破坏性的;同理,技术只会加速,不会减速,一次技术变革若成为破坏性的,那么其后必然也是如此。这样的担忧是非常正常的。实际上,任何一次重要的技术发展过程中,理智的观察者和批判者都应该站出来对一种新技术对整体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可能伤害提出他们的看法,只有这样才可能让这一技术的脚步放慢下来。但问题在于,技术迅猛发展的脚步很难单纯地被说服,它会把所有的劝阻视为旧文化的表现,并将冲破这一阻碍视为革命的必有之义。这种复杂的矛盾关系造成整个技术发展与文化接受的错综关系。

二、人工智能叙事作为调节力量

但一种新技术只有革命性吗?它只会一味前进吗?也并非如此。一种新技术在自身的发展中会产生某种特殊的阻碍,从技术的外观上来说,我们会说这是技术的高潮和低谷,但是,在任何一次高潮和低谷中,实际上存在的不仅仅是技术和文化形态的争议,文化形态其实是其中一个非常执着的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与技术直接结合在一起进行相适应的是叙事。如果说文化是与旧技术相适应的状况,像是保守派,那么叙事就相对机动很多,它更像一个立场不坚定的中间派,技术则是极端革命派。叙事会根据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力量对比站在某一立场上。在技术快速发展的时候,叙事会充满乐观的语调,在社会趋势中总是会对技术发展充满着推波助澜,总是想象各种美妙的方向,而忘记了一种趋向并不是一直沿着某个已经展现的方向一往无前的,它往往曲折变化,不断开辟自己的道路,从无特定之规,所以,任何一种技术的发展,应该小心翼翼地由社会团体共同打造。但是,每一种技术都具有不同的条件,产生不同的状况。比如说,19世纪以前,最具有文化传播权力的是土地拥有者或者*治权力拥有者,而19世纪末以来,电力逐渐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部分,慢慢成为文化的技术特征,电话、电视成为更让人注目的技术发展,同样也造就了新的传播方式,它非常迅速,给我们带来的是迅捷的交流和传播。报纸、印刷、电视、电影等工业文化才真正起飞,整个社会传播比以前快了许多。在这样迅捷的交流和传播中,传播主控权依然掌握在企业主手中,他们控制着整个传播文化,但是个体在文化传播中的地位也在慢慢上升,传播权力得以分散。可以说,电力文化相较其前的文化已经相当进步,但与现在的互联网技术相比就显得非常缓慢了,除了关键性的*治、经济消息,一般性消息还有比较严重的滞后性。互联网时代的电子影像传播完全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社会行为方式,更迅速、更具有冲击力,我们甚至发现了反向传播的可能性,传播控制者的权力被这种反向的传播所削弱。受众群体中也可能出现某个短暂的主宰传播的受众。

可以看到,新技术带来新的传播和理解世界的方式,这样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者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整个结构和不稳定性会变得更加明显。而由于多点传播所展现的特征,我们就会为了争取其他的受众